石仲泉教授做客毛泽东思想课程讲座第一讲
2017年3月23日，马克思主义学院求真讲坛第69期在六教叠411举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教授做了题为《毛泽东：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守护神”》的学术讲座，本场讲座为本学期毛泽东思想课程系列讲座第一讲。校内外老师、研究生、访问学者共50多位师生聆听了讲座。讲座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肖贵清教授主持。
新中国的建立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被侵略被压迫走向独立自主，这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艰苦卓绝的长期奋斗，还要归功于毛泽东这位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改变了中国历史面貌的伟大“守护神”。石仲泉教授认为，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是紧紧相连的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开拓者，是党的主要缔造者、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在他看来，党的历史成就与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是很难“切割”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石仲泉教授强调，要全面评价毛泽东，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对其晚年错误进行辩证的历史的分析。“文革”等的发动，是以党的名义作出的决定，是党犯的严重错误，而不能只由毛泽东个人负全责。中国共产党要使自己成为长期执政的党，就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科学地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
主讲教授介绍
石仲泉，着名中共党史学家，研究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享受国务院颁发的专家特殊津贴，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特聘教授。石仲泉教授长期中共党史研究，曾参与《对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组的编写工作，主持编修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并着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我观毛泽东》、《我观周恩来》、《我观邓小平》、《我观党史四集》等。
郭建宁教授做客毛泽东思想课程讲座第二讲
2017年3月30日，马克思主义学院求真讲坛第70期在六教叠411举行，北京大学郭建宁教授做了题为《毛泽东哲学思想与当代中国》的学术讲座，本场讲座为本学期毛泽东思想课程系列讲座第二讲。校内外老师、研究生、访问学者共40多位师生聆听了讲座。讲座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肖贵清教授主持。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最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郭建宁教授首先阐明了“中国哲学”与“哲学在中国”、“中国的哲学”与“在中国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叁对概念的内涵异同。郭建宁教授认为，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中国文化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哲学理论层面的表现形态和理论成果。《实践论》和《矛盾论》以新的实践素材与中国文化要素的结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郭建宁教授看来，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论十大关系》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论，《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社会主义时期的矛盾论，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思想路线层面的表现形态，军事辩证法、统一战线辩证法、工作方法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实践运用层面的表现形态。
主讲教授介绍
郭建宁，1990年于北京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社会经济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部2011计划“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任，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精品课“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主持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蒲国良教授做客毛泽东思想课程讲座第叁讲
2017年4月13日，马克思主义学院求真论坛第71期在六教叠411举行，中国人民大学蒲国良教授做了题为《苏联因素对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的学术讲座，本场讲座为本学期毛泽东思想课程系列讲座第叁讲。我院部分老师、研究生、访问学者共40多位师生聆听了讲座。
新中国成立后，在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都没能充分展开，而对社会主义的思索还处于几乎空白的条件下突然转向社会主义改造，使得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来不及在政治哲学的层次上进行应有的独立的理性创造，而是直接继承了经典作家的原则性理论设定以及苏联实践中出现的发展模式，并把它作为中国社会政治关系根本变迁之后无须论证的当然的理论逻辑前提和实践趋向。在蒲国良教授看来，由于在当时的宣传中和大多数人的意念中，“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过去所走过的路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中国共产党人理论的再创造和再思考。虽然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模式弊病的自我暴露为毛泽东在“以苏为鉴”的总题目下思考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提供了契机，对苏联过早终结新经济政策的失误有所觉察，甚至提出了诸如“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一类思想，希望找到一条不同于苏联的、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子，但在此后中苏论战的大背景下，毛泽东始终没能走出斯大林模式的阴影。不仅如此，这一探索后来更是逐步走向反面，走上了一条比苏联的斯大林模式更“左”的发展道路。蒲国良教授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和中国自身现代化探索历程进行反思总结之后的一种自觉选择。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影响最大的是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但事实表明，僵化的苏联模式并不成功，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了很多问题。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探索的最大成就，就是彻底打破了苏联模式的束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主讲教授介绍
蒲国良，1966年生，河南省柘城县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当前主要从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苏联政治与社会发展史、中苏关系史、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等领域的研究等。
